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朱中原:寻找批评文体之美

朱中原:寻找批评文体之美

古往今来,文学批评都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,文学批评者是一个很神圣的群体。 有伟大的文艺作品,理应有与之相应的伟大的文艺批评。

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。 中国周朝时期就有《诗经》这样伟大的诗歌文本,但至少要到魏晋南北朝,才有了第一部诗歌批评文本《诗品》。 即使以比它略早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成书时间计算,也远远晚于《诗经》一千多年。 文学批评之迟于文学创作,或在情理之中。 因为,文学的理论自觉,总是需要时间积淀。 不过,如果再观照一下西方文学批评,大概就不是如此了。

欧洲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,文艺批评就已相当成熟。 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有史诗性的诗歌批评巨著《诗学》,其余如苏格拉底、柏拉图、康德、黑格尔等,都是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和诗学家。

他们的哲学著作,有相当内容就是论述戏剧、诗歌、音乐和舞蹈。 欧洲的哲学家,他们训练有素的哲学思维,泰半来自于他们的文学批评素养。 在欧洲,不懂文学和艺术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很难想象的。 欧洲的哲学经典,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与文学和艺术批评有关。

然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。

中国早期的哲学著作,尚能观照到文学和艺术,而到了汉代以后,这样的哲学著作越来越少,文学与哲学逐渐分离。

文学与哲学的分离,导致哲学变成了枯燥乏味的经学。

甚至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著作,也变成了经学的附庸。

其实中国早在“诗经”和“汉乐府”时代,就已经具备了超级发达的民间文学思潮,还在西汉时期,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四言诗歌。

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中,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简牍书迹叫《神乌赋》。

这个《神乌赋》,不论是书法价值还是文学价值,都值得批评家们去大抒特抒。 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它的书法价值,而是文学价值。 《神乌赋》的文体虽为赋体,但实际上是四言诗,形似《诗经》,但又掺杂了赋体,这就是一种文体上的开新。

这是一个神话寓言故事——两只乌鸦——雌乌和雄乌的对话。

雌乌因在与怪鸟的斗争中被啄伤而濒临死亡。

《神乌赋》就是雌乌濒临死亡之际与雄乌的对话,雌乌告诫雄乌,我死之后,你可以再另娶妻,只要对我的孩子好就行,情感凄婉哀鸣,读来令人动容。

要知道,这个《神乌赋》并非出自于贵族文人之手,而是纯粹的民间文学,语言质朴,情感真挚,几近白话。

这样的文学作品,如果胡适之晚死几十年,我相信会将其写入《中国白话文学史》。

我还想强调的是,在汉代,这样的民间文学不是只有《神乌赋》,而是十分普遍。

汉代的《乐府诗》,大多属民间文学,按照等级来划分,是根本无法进入到上层文人的辞赋文学视野的,但正是这种民间文学,才孕育了蓬勃的生命力。

这是汉代诗歌的杰作。

但这种文学思潮,在当时却并未进入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自觉层面。

一切思想都是要通过美的文本来呈现的。

如果批评的思想不能体现美,一定不是美的思想。 至少今天,已然不能诞生《文心雕龙》《诗品》那样的批评美文,也难有刘勰、钟嵘、严子陵、元遗山、苏子瞻、黄山谷、杨升庵、梁任公这样精于批评美文的批评家。 学院派的批评家,总是在拷问别人,你的作品是否经得住历史考验,是否具有大家气象和经典气质,可是这些问题能否反责于己?我们的批评文本又是否具有经典性?能否经得起历史考验?至少,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警醒。 责任编辑:苏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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